“以史为鉴，可以知道如何取代。”历史经验的镜子并不局限于表面的类比，还需要深入到深层的逻辑规律。1913年前后，美国之所以能够受益于“外循环”而不受制于“外循环”，是因为它具有长期的凝聚力，以合理的顺序推动了“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以方向准确的投资为补充，然后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启动“内循环”自我强化，最后以“内循环”重塑“外循环”。面对全球化的历史困境，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所以，中国的“双循环”并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来打开对外空间，进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以产业升级为先导，向价值链中上游迈进。作者认为，“产业升级”这个复杂的概念最终可以归结为两个核心问题：1)生产什么；2)如何生产。从这两个维度来看，1913年前后，美国工业体系完成了双重质变：
第一，优势产品附加值高。19世纪，美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上。但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美国从1900年到1913年在全球工业产品领域(当时的高附加值领域)占据了新的优势，其工业产品出口逐渐超过原材料出口和工业产品进口，从附加值的角度看，贸易顺差显著增加，使美国跃居全球价值链的首位。
第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为了使技术进步的红利最大化，美国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这一阶段在软、硬两个层面上同步演进。硬件方面，加快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当时的高级格式)的过渡，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从1900年到1910年比1890年大幅提高。从软件方面看，“福特系统”、“泰勒系统”和流水线迅速普及，通过大规模生产的手段，扩大了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优势。
激活消费升级，形成供需良性互动。产业升级为消费升级奠定了两个基础。由于大规模生产，居民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享受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价”的剪刀差从根本上巩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收入并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唯一因素，需要合适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作为“催化剂”来系统提升居民的消费倾向。在这个阶段，两种投资正好填补了这一不足，迅速以网络化的方式普及了新的消费场景。
有待解决的反全球化困境
全球化的困境似乎是由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等一系列“黑天鹅”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其实是历史因素积累的必然结果。在全球范围内，近几十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在获取全球化红利的同时，未能处理好内部红利分配问题，导致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推动了内部民粹主义和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高涨浪潮，进而从全球化的领导者变成了“退缩者”。全球化体系需要新一轮的重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与世界分享了自己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已经难以持续，较低水平开放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更上一层楼，满足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针对上述情况，“双循环”新格局有望构建高水平开放的“外部问题内部解决”的问题解决路径。展望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障碍主要是外在的：一、意愿问题，在反全球化思潮猖獗的情况下，如何让全球经济更深地愿意接受中国；第二种是方式，即在原有经贸体系破裂的情况下，如何让全球经济更有效地接纳中国。
针对以上问题，“双循环”通过施加内向力实现向外突破。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与全球体系建立了新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提升自己的产业来加快区域一体化，从而为融入全球化建立一个新的支点。中国的“双循环”新格局，虽然以“内循环”为主，但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一个由内而外高层次开放的新空间。基于“双循环”产生的新纽带和新支点，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有望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体系，成为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走出历史困境的关键引擎。
